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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最古老陵墓埋葬辽朝“僭伪之君”,如今已无迹可寻 深圳市海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传闻舍宅阿中丞, 胜事残辽说废兴。 遗碣难寻鹰爪石, 寒芜长没永安陵。 傅增湘的《香山杂咏》提到的永安陵鲜为人知。北京的西山地区曾有过两座皇帝陵寝,如今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陵岿然独存,北辽宣宗耶律淳的永安陵则已无迹可寻。这二位埋骨于西山的皇帝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国家危亡之时被拥立为君。然而,相较于被后世史家公认为“有奇功于社稷”的朱祁钰,耶律淳则被视为“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者”的僭伪之君,其皇帝的正统性都不被承认,在历史上的地位更是极为尴尬,也就无怪乎其陵寝最终在普遍的漠视中归于无存。 明代徐善在《泠然志》中记载,“香山寺址,辽中丞阿里吉所舍。殿前二碑载舍宅始末,光润如玉,白质紫章,寺僧目为鹰爪石。”和《香山杂咏》相印证,可为寻找永安陵略微提供线索。 ▌香山游览图,永安陵大致位置在蟾蜍峰附近。 国难立君未见功 耶律淳,小字涅里,是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孙,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和鲁斡之子,辽道宗耶律洪基的侄子。长大成人之后,他笃好文学,研习诗赋,是宗室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伯父辽道宗一度打算立他为嗣。天祚帝即位后,初封这位叔父为郑王,后来又进封为越国王、魏国王。乾统十年(1110年),和鲁斡去世后,耶律淳继任南京留守一职,成为南京道(今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最高长官。 长期担任南京留守的耶律淳对城市建设颇有贡献,作为北京城仅存的辽代建筑,矗立近千年的天宁寺塔,就是天庆九年(1119年)由耶律淳主持建造的,成为辽代留给北京的一个纪念。1991年天宁寺塔重修时,在塔顶发现了《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刻石,其中载明:“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在塔记中列名的大德高僧中,就有一位“香山寺僧智选”,由此可以推测耶律淳与香山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天宁寺塔 如果不是辽朝遇到了危机,那么耶律淳很可能会作为一位贤王而载入《辽史》,然而时乖命蹇,在其将及暮年之时,却赶上了辽朝覆亡的厄运。女真崛起后,耶律淳被天祚帝委以重任,以都元帅的身份在辽东招募流离失所的难民组成“怨军”抗击金军。但耶律淳并非统军的帅才,几年下来,鲜有胜绩,最终无功而返,以都元帅留守南京。 保大二年(1122年)正月,金军攻克辽中京,并准备进犯南京。天祚帝闻警即逃,在金军的穷追猛打下,仓皇逃匿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此时的辽朝,三分之二的疆土都沦于敌手,人心惶惶。主持南京军政事务的萧干、李处温等人主张援引唐肃宗灵武称帝的例子,鼓动南京的百官、诸军、僧道、父老等一万多人,到耶律淳府前,叩求耶律淳登基。不明就里的耶律淳出府门问询,不料被李处温之子李奭“持赭袍衣之”,上演了“黄袍加身”。耶律淳固辞不得,于是年三月即皇帝位,改元建福,百官上尊号为天锡皇帝,当时燕、云、平等地皆归耶律淳管辖,史称“北辽”。 北辽建立后,耶律淳降封天祚帝为湘阴王。但是,一边是金军压境,一边是北宋以大军十五万巡视边境,并传诏收复燕云十六州。耶律淳对北宋表示愿意免除岁币,缔结和约,以免腹背受敌,被北宋拒绝。不得已,耶律淳以萧干为知北院枢密使事,将军旅作战事务全部委托于耶律大石。面对危亡局面,已经暮气沉沉的耶律淳实在难以担当救亡之君的大任,他派遣使者向金朝上奏表,请求将北辽纳为金朝的附庸,希图求得一时的苟安,也被金朝拒绝。建福元年(1122年)六月,“病卧于城南瑶池殿”的耶律淳得到传闻,天祚帝会集五万精锐骑兵,准备八月从夹山回师南京。耶律淳大为震惊,表示“天祚果来,吾有死尔,复何面目相见耶!”六月二十四日,时年六十岁的耶律淳在内外交困中忧惧而死,在位仅98天。临终,他遗命迎立天祚帝之子秦王耶律定即位,还密授李处温为“番汉马步军都元帅”,以后事相托。而此时,大奸似忠的李处温已经准备挟持萧后纳土归宋了。 《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耶律淳死后,“百官伪谥曰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是年十一月,金军攻来,耶律淳及其后继者的小朝廷覆灭。据《施甸长官司族谱》记载,耶律淳的儿子耶律阿撒被金朝俘获后投降,任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尹。其孙耶律秃花后在桓州率众归附成吉思汗,其后子孙随元军南征,并在元朝末年落籍云南,成为施甸长官司的世袭土司,从元朝末年到1949年,共传袭了607年,现有后裔15万,分布在滇西南的大理、保山、临沧、德宏和西双版纳等地,少数居于缅甸果敢、腊戍、八莫一带。 这历时不到一年的政权,也曾留给北京一星半点的印记,如清代乾隆年间戒台寺尚存“已泐辽碑一,起复知枢密院直学士虞仲文撰,建福元年立”(《日下旧闻考》卷105),大致内容是,建福元年,燕京慧聚寺一位名叫悟缠的和尚,在耶律淳的支持下,得到法钧大师生前所持“大乘三聚戒本”,具有皇帝批准的传戒资格,得以在燕京地区开坛传戒。但这通“建福元年碑”今已不存,北辽留给后世的印记,就只有这个若隐若现的永安陵。 身后之陵规格低 永安陵是文献记载的香山最古老的陵墓,由于其是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仓促构筑的,规模不可能宏大。江山易主后,因耶律淳是“僭伪之君”的缘故,陵墓也不会得到历代官方的保护与修缮,又长期处于皇家禁苑之中,外人难得窥见,很快就湮没得无声无息,因而长期缺席了北京方志的记载。目前只在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中有“永安陵今无考”,在《光绪顺天府志》中有“陵今无考”的记载。 到了民国年间,御苑开放,永安陵才以“辽王坟”的名字再现世间。在1920年出版的香山测绘图上,就已经在双清别墅的西南上坡方向的蟾蜍峰之东标注了“辽永安陵”的位置。民国学者田树藩在《西山名胜记》中,记载了他所见的辽王坟,“为二丈长一丈宽之三石洞”。教育家熊希龄在1918年前后所建的双清别墅,曾有“双清小八景”之说,辽王坟即为其中一景。熊希龄先生自己也曾陈述:“园内辽王坟……保存如故。”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辽王坟曾引起过各方的关注,卢作孚先生游香山时曾特意前往一观,“看辽王坟,砖砌墓道,掘露出来,工作很坚”。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的《史学年报》1936年第一期记载:“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自开课以来,已作数次之调查实习,计有香山辽王坟、颐和园、涿州……文丞相祠堂等处。” 不过,数十年来,已鲜有辽王坟的记载,这个隐现无常的陵寝再度隐没。辽王坟在民国年间的惊鸿一现,仅在当年的一些文献与地图上留下了点滴的鸿爪之痕,也留下了太多难解的谜团。辽王坟到底发现于何时?是否出土过圹志、陪葬品、壁画之类的文物?到底是不是当年的永安陵?因为没有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且遗迹现已无存,也没有照片存世,只能根据文献上的只言片语做些推测。 契丹人本有崇拜大山的习俗,又继承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制度,所以辽代帝王均选择风景秀丽之处,依山为陵,地表没有高大的封土,陵前建有平面呈正方形的享殿。从已发掘的辽帝陵寝来看,具有“凿山为殿(墓室)”、砖砌地宫墓道、三个主墓室并列的共同特征。再结合民国以来对辽王坟的点滴记载,其也具备相同的特点,应该是可信的。近年来,香山地区曾出土过一些辽代石棺墓葬,据目击者称,有的上面还有“耶律”字样,显然是辽代贵族的高等级墓葬的集中地,如果能对这些辽代遗迹进行科学的梳理与考察,对于研究辽代的北京历史应具有一定的价值。 日前,海淀文史专家张文大先生相告,他在最近一次对香山的勘查中,找到了疑似永安陵的遗迹。据其描述说:“从双清东面上山,至看云起亭,沿路向西,快到蟾蜍峰时,在路南发现一处被废弃、封闭起来的类似库房的建筑。该建筑背靠山岩,一半在山岩里,建筑的前脸儿砌的是灰砖墙,屋顶有通风口,从建筑外观看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从结构上看,像是地宫改成的仓库,附近有石材,窗台上有疑似城砖,没有沟槽。”此废弃建筑正处在早年香山测绘图标注的“辽永安陵”的位置上,若能确定其真伪,使残缺多年的“双清小八景”得以重新圆满,当是令人欣慰之事。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接地气——一名“同袍”的十年普及汉服之路

近些年,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无论是坐地铁、乘公交,还是游览名胜古迹,甚至是漫步在繁华的商业街区,总会遇见一些身穿汉服者,或独步安详,或结伴成双,或三五成群,仿佛将时光拉回到汉唐盛世……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逐渐回归到了大众视野,而汉服文化的兴起犹如星火燎原之势,正在中华大地蔓延。 每逢传统节日,北京的汉服组织都会举行汉服文化活动。但是,今年端午节是个例外。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原本计划的线下活动改为了线上,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向观众展示汉服,介绍端午节历史习俗知识,并通过线上游艺互动的方式,鼓励大家在家穿上汉服,过一个既安全又充满仪式感的端午佳节。说来也巧,端午节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名副其实的“防疫节”,点朱砂、饮雄黄、射五毒、做香包、挂艾草等端午习俗,都是为了躲避瘟疫、驱除邪祟,以期迎祥纳福。 ▎北京汉服爱好者在端午节举办的线上活动 书画典籍是复兴汉服根源 我与汉服的结缘,源于十年前的一场闹剧。2020-07-11,正值传统佳节——重阳节,一条新闻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事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当日,四川成都一名女孩为了宣传汉服文化,在重阳节这天身穿曲裾,和自己的朋友在春熙路的一家餐厅就餐,却被一群年轻人围攻,并威逼其脱下汉服。在交涉中,“汉服女孩”了解到这些年轻人误将自己所穿的汉服当成了日本和服,于是与对方理论,但并未收到成效。无奈之下,她只好将身穿的汉服换下。 其实,曲裾是汉服深衣的一种,为秦汉时期常见服饰。根据《礼记》的记载,深衣一大特点是“续衽钩边”,也就是说这种服装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幅向后交掩的曲裾。所谓“续衽钩边”,“衽”指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是形容绕襟的样式。曲裾可以直观理解为一种“续衽绕襟”的服装。在古代款式的基础上,现代汉服加入现代人的想象,对传统曲裾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现代曲裾的共同特点是:常常作为正式礼服,裙摆曲线,三重衣袖,宽腰带。 ▎曲裾 汉服,即汉民族传统服饰,直至明末清初,汉服在清政府的“剃发易服”政策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国人对汉服的陌生,导致大家见面不识。何为冠,何为冕,何谓笄,何为“右衽”,何为“高冠博带”,都基本不知晓了,许多国人误以为马褂和旗袍是汉服。其实,在民国时期,一些小范围的汉服复兴曾渐露锋芒:章太炎爱穿一件前胸绣一“汉”字的交领衣,是为近代汉服第一人;夏震武束发深衣,钱玄同着玄端办公,王季迁着汉服游美国……如今,汉服爱好者们从《女史箴图》等各种历史图画中寻找线索,试图复原汉服。 ▎顾恺之《女史箴图》(宋摹本) 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爱好者,看到有国人把汉服误作和服,我的感受是悲哀。于是,我决心向先贤学习,弘扬华夏衣冠礼仪文化,并加入北京汉服协会,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件汉服。 起初,穿汉服出门要顶着巨大的压力,面对路人质疑的声音,忍受众人惊异的目光,各种尴尬和误解更是家常便饭。汉服爱好者们用《诗经·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句经典诗句中的“同袍”一词来相互勉励对方,表明我们有勇气面对和承担这些压力。 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穿汉服出门乘坐地铁,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直裾,一进地铁,人流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我。有的拿起手机对我拍照,有的一脸诧异,有的窃窃私语,“这是唱戏的吧?”“对,应该是青衣!”“穿越了?”“可能是行为艺术”……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还有一次,我穿着汉服去超市买饮料,老板娘很惊奇地仔细打量我,然后很客气地问道:“小伙子,你是朝鲜族吗?还是韩国人?衣服很漂亮呀!”于是,我赶紧解释自己穿的是汉服,并向对方普及了汉服知识,同时得到了对方的高度赞赏,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穿汉服带来的一点点“成就感”。当然,很多时候宣传汉服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几年前,我穿了自己特别中意的一件衣裳(汉服的一种形制,即上衣下裳,是中国最早的汉服形制之一,早在商代就已经形成),去北京玉渊潭公园赏樱花,又被人误以为穿的是和服,还挨了骂,无奈地在飞舞的樱花中凌乱……很多人会把和服与樱花联系在一起,但这些日本文化都是源自中国。 尽管弘扬汉服文化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但汉服爱好者们总能迎难而上,锲而不舍。随着汉服知识的渐渐普及,现在更多的路人向我们投来的是欣赏和赞许的目光,甚至会告诉身旁不太了解汉服的人,说:“这是汉服!” 只有接地气才会有前景 其实,不要说路人了,就是亲戚朋友,一开始也不支持我穿汉服,他们认为穿着汉服出门显得很怪,要么说我是标新立异,要么说我是哗众取宠,认为汉服简直就是奇装异服。因此,每当我穿汉服同家人或朋友出门时,他们都会离我远一点。这期间,唯一支持我的就是母亲,而且没过多久,我母亲也成为一名汉服爱好者。经过几年的努力,原本不太支持我穿汉服的父亲,态度也有所改观。最终,我将汉服文化几乎普及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家人朋友也越来越支持我弘扬汉服文化的行为,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在单位的年会上,我连续两年分别策划了汉服服饰展示和女子传统成人礼的表演,而且领导也支持并参与了演出。汉族女子传统成人礼叫“笄礼”,男子的成人礼叫“冠礼”,华夏先祖对于成人礼非常重视,所谓“冠者礼之始也”,《仪礼》将其列为开篇第一礼,绝非偶然。通过汉服文化展示,单位的许多领导和同事对于汉服的概念、形制款式,以及相关的传统礼仪都有了基本认知,年会节目也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与好评。 ▎作者单位年会上的汉服展示 摄影:王威 鲁迅先生在《致陈烟桥的信》中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随着汉服文化在国内的逐渐普及,我便萌生了要将汉服穿出国,让更多的外国人也能认识我们中国衣冠文化的想法。 一袭蓝色的道袍(汉服主要形制之一,为明代汉服的一种,形制为通裁制,即上下通直,不别衣裳),在京都金阁寺美景的映衬之下,显得并不那么突兀,反而体现了东方的“和谐”之韵——这是我第一次穿汉服出国旅行。当我踏进象征琉球文化的首里城时,一名日本女孩用英语和我交流说我穿得很漂亮,但似乎这件衣服不太像是和服,于是我也用英文向她介绍中国汉服。无论是京都清水寺的街道,还是东京浅草寺的前街,在日本著名的文化景区周边,都少不了和服租赁店和体验馆,为游客提供文化体验。如果未来在中国的各大景区周边也能开设一些汉服租赁店,供游客们穿汉服游览名胜古迹,不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商业契机,而且有利于汉服文化的推广和传播。 ▎本文作者身着汉服 还记得两年前在莫斯科红场,几名老外有些激动地跑过来找我合影,结果却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赶紧回答:“我是中国人。”并指着身穿的汉服,向他们介绍汉服的历史。 2018年,我看到一条新闻:日本早稻田大学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穿着汉服完成了自己的毕业典礼。这位“汉服小姐姐”瞬间在网络走红,并引来无数网友点赞。而在同年的5月28日这天,我穿着汉服顺利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并得到了评审老师以及论文导师的肯定与鼓励,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有意义,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当前,全国乃至海外各大汉服社团成员数量持续增长,汉服文化推广活动蒸蒸日上。西塘汉服文化周、中华礼乐大会、中国华服日等全国性大型汉服文化活动逐渐受到国人关注,汉服似乎越来越被社会大众接受和认可。网络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抖音、哔哩哔哩等的带热,将汉服文化拽入“大众思潮”,汉服逐渐呈现主流化趋势,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汉服真的火了吗?笔者以为,看似繁荣的背后,或许只是商业化带来的虚热而已。有相关调查指出,在汉服庞大的消费市场背后,真正的汉服活跃群体可能只有不到十分之一,更多的汉服爱好者购买汉服并不是为了穿,只是拍拍照片或者是做做网络直播而已。这离汉服真正的日常化、生活化还有很大的距离。 ▎往年的汉服线下活动 笔者认为,汉服要想真正地走进百姓生活,就不能将其束之高阁,而应该接地气。文化的传承,应该是让传统“活”在当下,而不是躺在博物馆里变成文物。因此,现代汉服复兴的成果,不应成为古代服饰文物的简单复原,应该以考据为手段,以民族学为视角,将传统的民族信仰、思想理念、民俗礼仪等融入其中,契合时代的特征去发展和创新,使汉服既能够代表汉民族自身特色,又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礼仪场合,选择不同款式的汉服来穿着。 服以载道,人以载礼。传统服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体现。汉服作为汉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服装形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相对于服饰本身而言,汉服背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礼仪规范等才是真正的“文化内核”。《礼记》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从某种意义上讲,穿汉服,正礼仪,对汉人来说正是一种由外向内的“修身”,这或许才是汉服复兴的时代价值所在。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三十必须立?孔子可不是这个意思

自年初开始,随着第一代“90后”陆续跨过三十岁大关,人们往往就“三十而立”展开讨论。随着孔子的时代远去,“三十而立”逐渐成了习语,指三十岁的人应该在某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就。相应的,四十岁的人就要有“不惑”的坚定,五十岁的人就应该获得了“知天命”的“超能力”,六十岁的人就必须听什么都“耳顺”,七十岁的人则想干什么都“不逾矩”。 孔子的本意真是如此吗?或者说,怎样算“立”?“立”又必须在三十岁吗? “三十而立”一语典出《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泰伯》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立与孔子执着一生的“礼”是相关的。在孔子的世界里,把礼弄懂了,也就立住了。就孔子自己而言,他三十岁这一年,齐景公及其重臣晏婴问礼于他,由此来看,孔子在三十岁的时候确实因明礼而立。 ▌ 图为《孔子世家》图册局部,该套图册讲述了孔子的故事,清代佚名绘。四幅图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是《夹谷会齐》《命名荣贶》《问礼老聃》《职司乘田》。 其实,孔子所谓的立更多基于他个人的情况,特别是志向。对于今人而言,似乎李泽厚“泛指人格的成熟”一语更契。立的情况古今有别。那么三十岁这个时间节点呢? 从孔子的叙述来看,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以及七十等几个“门槛”并不等差,似乎暗示着,这种年龄界限本身就非一定之规。再从这几个数字对应的境界来看,就更耐人寻味。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更多是从人的自身修养出发。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笺疏语,“志学”是入大学完成学业,“立”指一个人一生“为之努力的方向”,“不惑”则是知晓事物的常态。综合来看,这几个阶段皆是一个人学习自处方式的过程,是修养的积累,是个体向内的探索。 对比来看,“知天命”“耳顺”和“从心所欲”更像是对广义世界的认知,是一个几乎完成了自我修行的人向外的探索。朱熹以为,“知天命”是了解天地规则在万物中体现的方式;“耳顺”则是将这种规则消化,听到即知道的过程;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个人修养契合了自然法则,所以,才做什么都不会错。 这样一想,似乎年龄这道坎不该成为画地之牢。因为影响人生感悟和状态的因素太多了,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对世界的认知,怎么会有必须的年龄之规呢? 所谓的十五、三十、四十直到七十,并非确切的数字。参照朱熹在原文后所录胡安国的两句话似乎更好理解,它们分别是“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循其序而进焉”以及“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古之学者看重的其实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年龄。古人看重的是循序渐进,更看重持之以恒。 对于古人而言,除了十五岁进大学是确定的,其他的境界或者说阶段都需要时间的积累,也许还要一些机缘。对于今人而言同样如此,三十岁不一定非要有成就,四十岁也同样可以怀疑人生。人们需要的,只是日新月异,只是在通向终点的路上,不断探索。 明天就应该比今天更好。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乘风破浪"最早真不是形容姐姐的

最近有一档讨论度颇高的真人秀综艺,名叫《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题目取得很妙,很抓人,抓人的点不在于“姐姐”,而在于闪烁着古汉语质感的“乘风破浪”四字。在娱乐化的语境中,它营造出一种光明浪漫的英雄主义氛围,令人见之难忘。 一个振奋人心的词汇,背后一定有着不同凡响的典故。对喜读文史的朋友来说,“乘风破浪”的出处倒也不算生僻——它来自南北朝时期的名将宗悫(音雀)。 ▌ 制图 冯晨清 宗悫的名字不好读,名声却真不小。其身后两百多年的某个秋日,天才少年王勃登上滕王高阁,以“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的朗吟寄托一介书生的青云志。而另一位天才李白,在人生至暗时刻,亦本能地祝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让理想再飞一会儿。都说诗人有灵感之“缪斯”,作为锐意进取的唐才子们的“缪斯”,宗悫着实是他所处时代里的异类。 首先,他是个叛逆的种子。尽管出身儒学世家,且从小就跟在叔父——东晋名士宗炳身边,也没能受到半点儿文化熏陶:“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在讲究门阀的南朝初年,和文质彬彬的族兄族弟们一比,宗悫活像白鹤堆儿里的一只山鸡——既不读书,也不修德,一天到晚总是短打打扮,只是弄枪耍棒,好勇斗狠,年纪轻轻就成为乡亲们口中不成器的典型。 终于,叔父无奈,想问问这个莽儿到底有什么志向。宗悫此时大约是衔着一根草,或是提着一杆剑,轻飘飘又重万钧地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真是一句非常精彩的回答,像诗,像梦话,像侠义小说里的台词,像燕雀听了只会笑的理想。一个终日厮混练武场的粗野少年居然能说出如此有文学意味的金句来,真叫人拍案叫绝。只能说,英雄就是英雄,腹无诗书,气亦自华尔。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乘风破浪”的梦想,却把宗悫的叔父吓了一大跳。熟读史书的宗炳感叹道:“汝不富贵,即破我家矣。”这样的孩子,说好听点儿是有雄心壮志,但往反面想就是不安分之徒。将来要么建功立业大富大贵,要么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幸好,事实证明叔父多虑了,宗悫的命运是前者。 元嘉九年(432),宗悫告别家乡,投宋文帝之弟、江夏王刘义恭麾下,开启了“乘风破浪”的行伍生涯。在江夏军府的十五年间,他从新兵蛋子成长为“一剑能当百万师”的将帅之才,拜上将军。曾经奚落宗悫的乡里人,此时成了他的下属,宗悫“待之甚厚,不以前事为嫌”,丘八老粗难道还和秀才计较不成? 元嘉二十三年(446),宗悫迎来了令自己名垂中华冷兵器战争史的高光时刻。彼时,已归顺刘宋王朝的林邑国(今越南南部地区)发生叛乱,宗悫请缨南征,林邑国王以举国之力迎战,并发动了“黑科技”兵种——身披铠甲的大象方阵,让刘宋军队吃了苦头。天时地利一项不占,如何对付这群雨林中的庞然大物?史书中只记载了宗悫的一句话:“吾闻狮子威服百兽。” 一个军事天才,在作战时也不走寻常路。宗悫想到了用百兽之王狮子来对付大象,听起来是个好点子,可两军对垒上哪儿找狮子呢?宗悫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己做!他让士兵们赶制出一批狮子模型,摆在阵前。这下好了,任凭林邑国的“象骑士”们如何挥鞭喝进,大象们一见假狮子,都吓得掉头就跑。就这样,刘宋军队长驱直入,一举拿下敌国都城。 在来之不易的胜利面前,宗悫再次展现出了一代名将的风范。《宋书》中记载:“克林邑,收其异宝杂物,不可胜计。悫一无所取,衣栉萧然。”望着洞开的敌国国库,宗悫内心毫无波澜,什么金满箱银满箱,谁爱抢谁去抢吧,他的荣耀与兴致只来自胜利本身。“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英雄的心像那浪峰上的光芒一样勇敢而皎洁。 最后,再让时钟回到宗悫十四岁那年的一个夜晚。那时,他还是让众人一看就叹气的问题少年。在哥哥嫂子的新婚之夜,家中忽然闯入一群盗贼,打破了欢声浮动的良宵。宾客们没有一个能上前应敌的,历史的聚光灯第一次对准了未来的大英雄宗悫:“悫年十四,挺身拒贼,贼十余人皆披散,不得入室。” 谁说耍枪弄棒没出息呢?谁说“乘风破浪”是个不着调的理想呢?早在无数个中宵舞剑无人观赏的深夜,时代的风已经吹到了宗悫脸上。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家李迪去世,他将中国推理小说推向世界,病房中仍笔耕不辍

著名作家李迪于2020-07-119时36分因病医治无效离世,享年71岁。 李迪始终奔赴一线深入生活采访,积劳成疾,最后一次采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他像战士一样倒在了他毕生书写的真情文章案前。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倾情采写的反映农村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永和人家的故事》和《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两本新著付梓出版,成为他留给深爱着的读者最后的奉献。 ▍著名作家李迪 李迪,1950年 1月 29日生于北京。中共党员。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学生,1969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1970年入伍第14军42师宣传队,任创作员。 1970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后代》,在云南文坛崭露头角。1978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80年在《解放军报》连载长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1982年赴日访学,1984年回国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系全国公安文联特聘签约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出版《野蜂出没的山谷》《这里是恐怖的森林》《豹子哈齐》《黑林鼓声》《书包里的秘密》《獴!獴!獴!》《枪从背后打来》《傍晚敲门的女人》《预审员笔记》《血色兰花》《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我的眼泪为谁飞》《星星点灯》《那时候我们青春浪漫》《铁军·亲人》《警官王快乐》《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英雄时代——深圳警察故事》《徐州刑警》《黑案》《凌晨探案》《宣传队》《加油站的故事》《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40余部。 ▍李迪(左)采访时工作照 图片来源 人民网 其中《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被列为国家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先后荣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金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金奖等。 他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推理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1984年在《啄木鸟》杂志发表后,相继在俄罗斯、法国、韩国出版,开创了中国推理小说走向世界的先河。 李迪创作精力旺盛,他经年奔波于全国各地,深入农村、塔里木油田、警营、看守所、基层加油站等采访写作,每年均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人民公安报》《文学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中国作家》《啄木鸟》杂志等,激情四溢地歌颂人民,赞美劳动,书写时代。 ▍李迪2014年做客人民网 图片来源 人民网 李迪在进入病房之后,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的最后一篇文稿。在手术之前,签发了图书出版前的最后改样。他是著作等身的作家,他为祖国、军队和人民写作了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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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 | “你演了个好妈妈!”周总理一语双关赞于蓝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今天凌晨在京去世,享年99岁。提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大家自然联想到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江姐,很多人把电影《烈火中永生》当成于蓝的成名之作,其实不然,确切地说,于蓝的成名之作当属电影《革命家庭》。她在片中扮演的“革命母亲”不仅得到广大观众认可,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意味蕴藉的表扬。 ▎年轻时的于蓝 于蓝演了个好妈妈 2007年时,记者曾登门拜访过于蓝老师,当时于蓝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但耳聪目明,精神爽朗,特别是记忆力惊人,谈起几十年前的往事如数家珍。记得当时,于蓝手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老照片对记者说:“周总理表扬过电影《革命家庭》,可不是我凭空所说,这里有照片为证啊。”记者仔细观瞧,只见照片中的周总理正当着众人的面,高兴地握着于蓝的手说些什么,于蓝颔首微笑,侧耳细听,好像生怕落了一句。 ▎周总理握着于蓝的手说,你演了个好妈妈。 那是1961年,在香山举行了一次有关电影方面的会议,这一天,周总理来到了现场。于蓝个头不高,站在众多名演员中间,一点都不起眼,可周总理还是一眼就看见了这位《革命家庭》中的妈妈,上前亲切握着于蓝的手,当着众人说道:“你演了个好妈妈!”声音很大,好像是有意在给别人听,还有意侧了一下身,一旁的新闻记者迅速举起相机抓拍到了这一珍贵瞬间。 于蓝深情地回忆道:“周总理说的这句话可是一语双关,分量很重。”如果了解《革命家庭》出炉背景的人或许能解其中滋味,如果不了解的人可能就只听懂个表面了。那么周总理讲的这句话分量何在呢? 电影《革命家庭》是根据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片中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与革命事业、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母亲周莲在经历了失去丈夫和儿子,被捕入狱的严酷考验中,逐渐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上世纪50年代末,于蓝看了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后,深深地被周莲这个人物所吸引,就产生了把故事搬上银幕的想法,而且特别希望能担纲女主角,于蓝就打电话给张水华导演毛遂自荐出演革命的母亲。尽管此前,于蓝在《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龙须沟》等影片中有过精彩表演,但这次表演对于蓝来说难度不小,她从少女一直演到老太太,人物性格变化和时间跨度很大。 为了将周莲这个有着三十多年磨炼历程的妇女演出层次、演得逼真。于蓝下工夫体验生活,查阅资料。然而,有些人不知道,这样一部好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意想不到地受到了来自“上层”的阻力,险些“胎死腹中”。 康生曾怪声怪气地说:我在上海待过,不知道陶承啊。他还认为,这部影片是突出个人,是在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关键时刻,著名剧作家夏衍同志据理力争:在错误路线上的英雄事迹也值得我们学习。 夏衍同志为了拍一部电影敢于“顶撞”上司,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若没有崇高的艺术追求和理想,肯定做不到。多亏夏衍同志力挺,这部片子的拍摄工作才得以进行。影片上映后受到广泛好评,于蓝也一举成名,在1961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女演员奖”。 周总理当然知道这段曲折的经历,对这部影片自然也更加珍爱。他老人家当众表扬于蓝,实际上也是公开肯定这部影片,是对广大演职人员最大的支持和理解。 江姐不是刘胡兰、赵一曼 电影《烈火中永生》堪称于蓝的巅峰之作。其实,这部影片的拍摄也经历了不少坎坷。老实说,初见于蓝老人,一点也找不到江姐的影子,满头白发与一身果敢的英雄形象有着较大的距离,让人感慨岁月的飞逝与无情。 ▎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时期的于蓝 于蓝老人自我感觉,塑造江姐的形象并不矫情,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演技多么高明,而是因为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于蓝和江姐是同龄人,都经历过国家山河破碎,饱受外来侵略的屈辱,都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消极抗日的行为痛恨不已。作为革命者,两人还都有过被捕后和敌人斗争的经历,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感受并不遥远。后来,于蓝又多次来到成都、重庆等江姐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并采访了小说《红岩》的作者,广泛接触了江姐周围的战友。当然,能演好江姐这个角色,于蓝还要特别感谢夏衍。 于蓝是在阅读了小说《红岩》连载后,被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英勇事迹所震撼的,常常感觉他们像雕塑一样屹立在面前。她萌生了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她和导演欧阳红英决定共同拍这部戏,后来张水华打来电话也要导这部片子。考虑到张水华经验丰富,于蓝就同意了,三个人组成了核心小组。 那个时候,大家在拍感情戏方面经验不是很足,表现重点还是一味放在斗争方面,剧本改了几遍都不理想。于是几个人就赶往广州找到正在休假的夏衍汇报情况。夏衍听完汇报就问:你们为何不重点写江姐呢?几个人回答:写了,有一两场戏啊。夏衍意味深长地说:“江姐的丈夫牺牲了,她也英勇就义了,她的孩子也受到人们的关心,你们只写斗争,显然是不全面的。”“好了,你们在广州待上几天,我给你们改编。”电影《革命家庭》的剧本改编就是出自夏衍之手,这次改编自然也得到大家的信赖。夏衍不愧是大手笔,不到一个星期,剧本就改好了。 影片开拍,于蓝当仁不让地成了江姐的扮演者。此前,于蓝的头衔是副导演,管着不少杂活,到底如何塑造江姐这个形象还真没想好。茫然之际,于蓝耳畔突然响起夏衍的一句话:你可不要把江姐塑造成刘胡兰、赵一曼式的英雄。于蓝恍然大悟:江姐不是农村妇女队长,也不是部队里的指战员,她是一个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共产党员,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慢慢地,江姐的外貌举止在于蓝的脑海中有了轮廓。随着拍摄的进展,于蓝越演越入戏,越演越有感觉,江姐的形象被人们普遍接受了。 田方与于蓝 著名的银屏伉俪 在于蓝房间的显目位置摆着一张田方的剧照,深邃坚毅的目光,棱角分明的脸庞让人一下子想到《英雄儿女》中革命的爸爸——志愿军某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 ▎延安少女于蓝 于蓝比田方小10岁,1938年她来到延安时,田方已是老革命了。老革命能在一位少女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电影《壮志凌云》可以说功不可没。田方在影片中饰演一位朴实的农村青年,为了抗击侵略,他割舍爱情,壮烈牺牲。1936年,年仅15岁的于蓝看了这部电影后,一下子成了田方的“粉丝”。说起来也后怕,于蓝万一先看了话剧《日出》,演艺界恐怕就没有这段姻缘了。田方在《日出》中扮演反面角色黑三,惟妙惟肖的表演让于蓝的很多小姐妹对黑三恨之入骨。当她们得知于蓝与田方情投意合时,都执意阻拦,坚决不同意于蓝嫁给一个“坏蛋”。 ▎2020-07-11日本投降后,田方和于蓝在延安鲁艺大礼堂的后山合影 1940年田方与于蓝在延安结婚。田方为人宽宏大度,对于蓝更是百般呵护,于蓝有时耍个小性子,田方也很迁就。可婚后不久,田方与前妻生育的两个孩子被于蓝的哥哥接到了延安。于蓝的哥哥是位地下党员,身份特殊,兄妹俩极少团聚,这次在延安相聚让于蓝喜出望外。但当得知田方的女儿和儿子也来到延安时,于蓝心里挺不是滋味,家中掀起了微微波澜。田方很早就离开家干革命,对女儿和儿子总有一种愧疚感。这次与儿女团圆,田方给了孩子们更多的父爱、而给新婚妻子的时间相对少了些,于蓝难免产生被冷落的感觉。 然而,于蓝是位认知能力很强的人,她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很快克服了情感上的不适,把自己的爱无私地投放到两个孩子身上,一家人渐渐亲热起来,两个孩子也把于蓝当作亲妈妈看待。北京和平解放后,田方出任北影厂厂长,逐渐淡出了银幕,而于蓝却大放异彩,攀上表演艺术的顶峰。 晚年的于蓝依然忙碌,1981年,60岁的她开始第二次创业,出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电影事业中。离休后,于蓝作为少年儿童电影学会的领导仍致力于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做着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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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苏州,寻访故宫建造者蒯祥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群,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宏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宫殿。故宫的前面就是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它是皇城的正门,也是国家的象征。 人们常常会问起:“故宫、天安门是谁建的? ”老北京人会说:“明代的蒯祥。”没错,是蒯祥。但如果再问蒯祥的有关情况,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关于蒯祥修建故宫的资料,在琳琅满目的北京史地的书籍中都有所记载,只是内容不多,简述而已。而且就现有的那些资料中,还有不少谬误和相互矛盾的地方,实在令人费解。 于是,我想到了我的老同学蒯元林,他是苏州人,与蒯祥既是同乡, 又是同姓,便托他帮我搜集蒯祥的资料。前年春节前夕,老同学来电告诉我,他在苏州找到了蒯祥祖父母的诰命碑。这块碑原先立在蒯祥墓的南侧,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军与地方团练曾经在这里激战, 战死的太平军被就地堆土掩埋,此碑也一同被埋入地下。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维修蒯祥墓园时,才被发掘出来。碑的正面为蒯祥祖父母——蒯明思夫妇诰命碑文。碑的背面是墓表, 记载着蒯祥祖父、父亲和他本人三辈的族谱及生平事迹。 于是,我踏上了寻访蒯氏家族的旅途。 ▌作者前往苏州寻访蒯氏家族 迁居苏州的工匠世家 蒯氏祖上是湖北襄阳,刘宋时代祖上曾有人被封为都乡侯,也算名门望族。明朝洪武初年,蒯祥家族迁徙到苏州吴县香山。蒯祥就是在迁居此地后约三十年诞生的。 蒯氏家族定居香山后,在此繁衍生息,大部分以做木工、瓦工为生。随着南京皇宫、苏州园林及寺庙道观的陆续建设,香山工匠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庞大工匠群,被称为“香山帮”,最盛时多达数千人。历史上“香山帮”曾出现过许多能工巧匠,但因为都是工匠,文化不高,史书也无记载,而本地县志《吴县志》也仅收入蒯祥一人入传,只有寥寥百余字的记录。清朝末年,蒯祥后裔的一支迁居到苏州城里,而老同学的父亲蒯荣,就是这迁到苏州城的一支。 至于那通诰命碑的来历,老同学是这么说的:蒯祥被封为三品侍郎,享一品俸禄后。子贵父荣,祖父母也荣耀起来。祖母顾氏被封为淑人,故立诰命碑。蒯祥死后也与其祖父母合葬在一起,所以碑的背面是蒯氏家族源流和蒯祥祖孙三代事迹的合葬墓表。 ▌河对岸的石牌坊,横额上刻着“蒯侍郎墓”四个大字。 作者供图 为了寻访墓碑,我们去往蒯祥墓地,沿着太湖驶向苏州吴江区。在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边,有一条顺路的小河, 河对岸树立着一座石牌坊,横额上篆刻着“蒯侍郎墓”四个大字,后面是一片松柏葱茏的绿地, 这自然就是陵园了。陵园不大,一条不宽的石铺甬道直通墓地,石道两边是两排跪羊石箅。蒯祥墓是用石头砌成的高约一米的圆形墓穴,顶部是平整的长满青草的黄土,墓后有半圆形的石墙环绕。墓前立一石碑,上书“明工部侍郎蒯祥之墓”。这就是蒯祥的安息之地。墓后一条小道通向一座六根立柱的碑亭。亭内矗立着那通诰命碑。我想用手机拍照留存,可惜因为墓碑风化严重,我手机里的照片是一片模糊。于是,在离开苏州时,不得不给老同学又派了差事,让他帮我找份清楚的墓表全文或拓片。 ▌蒯祥之墓。作者供图 父子接力修建故宫 去年冬天,老同学告诉我,他跑遍古书店和书市,均无蒯祥墓碑拓片,但却帮我找到了一本资料书,书中附有碑文内容。书到了,我急忙打开,书名叫《吴中拾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9年1月),其中有《香山蒯氏》一文。我仔细阅读,该文对蒯氏家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蒯氏家族源于湖北襄阳,蒯祥祖父一辈于明朝洪武初年迁居苏州吴县香山,到蒯祥这一辈及其子孙三代。书中也记述了蒯氏家族迁居苏州香山后,逐渐分散于苏州城区、郊区和山东潍县三地三支。 书中记述的碑文内容,正是我寻觅的资料。碑的正面是蒯祥祖父母蒯明思夫妇的诰命碑,文中阐明了封蒯祥租母为淑人之缘由。但石碑背面那篇碑表, 才是我千里寻觅的文字。碑文约有900字,缺失和不能辨认的字约占五分之一,主要记载了蒯祥祖父从湖北襄阳迁徙之苏州吴县,一直写到蒯祥辈子女的家族谱系。 更可喜的是,碑文中完整记载了蒯祥与其父亲蒯福能修建故宫的过程:“福能有奇艺,永乐乙酉(1405年),朝廷大营建,特命有司凡常于艺者征于京师,福能在举首。” 也就是说,永乐三年(1405年)朝廷拟建皇宫之时,将擅长营建技艺的工匠都征集到京师,蒯福能是作为第一号人选而征召入京的, 那时蒯祥才七岁,还没进京。墓表称蒯福能“夙夜经营,茂著贤劳”,盛赞他认真负责的精神为故宫建设立下了功劳。 蒯祥生在这样的工匠之家,自幼受父亲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再加上他自幼聪明灵巧,稍一指点就能举一反三。于是,当其父蒯福能上了年纪、不能执事之时,推举蒯祥为接班人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正如墓表所载:“乃命其子祥□(继?)焉。丁酉岁(1417年),祥扈跸(随皇帝出行)来北京,营建宫殿以及有司庶府,悉预其事,深于巧思,比公输子。” 蒯祥不是故宫的“总设计师” 不过,这段墓表记载的蒯祥进京年限,引起了我的疑惑。北京皇宫的建设是从永乐三年(1405年)起步,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竣工,历时十五年,而蒯祥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才进京主持修建,只参与了后三年的建造,他这个“总设计师”和“总建筑师”是不是也得打个折扣? 带着这个疑惑,我又查阅了许多相关的资料,才弄清了这个问题。1402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称永乐皇帝,第二年(即永乐元年)便将北平更名为北京,这说明他已经有了在他的“龙兴之地”建造京城的想法。但是新建都城可是个巨大的工程,须倾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刚经过三年征战,国家需要恢复元气,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所以他并没有立即下诏建都,仍依南京为首都,他在北京期间仍住燕王府,称北京为“行在”。 永乐三年(1405年),建都工程才开始启动,永乐大帝在全国征召能工巧匠,派大员赴云、贵、川等地选采木料。次年,他又多次与大臣密议迁都北京的计划,七月他下诏营建皇宫,任命泰宁侯陈家珪掌管其事,这算正式开工了。但是,迁都北京的计划没取得群臣的一致意见,反对者声浪不止,致使皇帝举棋不定,难下决心。圣上的优柔寡断,致使下面的工程进行了十多年,仍处于不温不火,小打小闹的基础施工阶段。 直到1416年,君臣才取得一致意见,同意迁都大计。由此开始了大规模营建皇宫的高潮,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全部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朱棣在新建成的太和殿举行盛典,颁诏迁都北京。北京改为“京师”,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首都。 ▌明代佚名《早朝图》轴,左上红衣者为蒯祥 蒯祥进京虽是工程的最后三年,既晚又短,但他却正赶上了营建皇宫的关键时期,被委任为工部营缮所丞(职位相当于总工程师)主持建造了皇宫的重点工程三大殿、两宫以及天安门等主要建筑,从而成就了他营建皇宫的伟业。 由此可见,如今许多书刊上标榜着“蒯祥是故宫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其言不确。任何工程都应是设计在先,营造在后的,不可能施工十多年后,蒯祥进京才开始设计。更关键的是,按照皇上的旨意,“初营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明太宗实录》卷232)北京皇宫要遵照南京皇宫的规制建造,因此无需再另设计图纸。所以,蒯祥只能算是故宫的“建造师”,而不是“设计师”。 耳顺之年重建天安门 蒯祥虽然不是故宫的设计师,却是天安门的设计师与工程师。天安门(原名承天门)是皇城的正门,是中国古建筑中的精华,它与皇宫同年完工。这座门是蒯祥负责设计并统领建造的,当时是一座黄瓦飞檐的三层楼式的木牌坊。天顺元年(1457年),木牌坊不幸遭雷击焚毀。成化元年(1465年),蒯祥以67岁高龄再次出山,承担了重建天安门的重任。他把南方的优质材料御窑金砖、苏式绘画技艺都运用到城楼的建设中,重建后的天安门,规模比原来更雄伟高大,扩建成为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气势雄伟、布局严整,奠定了现代天安门的规模和样式。此后600年来,历经明、清两朝以及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又经过多次重建和多次整修,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并没做大的改动。 ▌明代浙派画家朱邦的《王宫图》轴,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此图绘明宫设计者苏州人蒯祥的全身肖像。图中的他身穿官服,手持笏板,背景是承天门(今天安门) 蒯祥的业绩还不至于此。1440年,他曾受命营建了乾清宫、坤宁宫两座宫殿。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被大火焚毁,正统(1436-1449)年间,蒯祥又统领了三大殿的重建工程。天顺年间,蒯祥又设计并统领了裕陵的施工。 《宪宗实录》中给予蒯祥很高的评价:“自正统一来,凡百营造,祥无不与。”“凡殿阁楼谢,以至回宇,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者。”就是说自正统年起,所有的宫殿群落建筑,蒯祥都参与主持了,且他所设计和施工的建筑,都是符合皇上心意的。因此他仕途顺畅,步步高升。蒯祥被封官后,几十年来从不坐轿子,保持了他劳动者的本色;他也不迷恋官场,到了年岁便主动辞去了官职,而当这些建筑重建或修缮需要他指导时,他又像在职时一样,出谋划策甚至亲临现场指挥。因此他连续受到了几届皇帝的宠爱,不想升官也难,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蒯祥由工部营缮所丞起步,一路升迁到工部主事、太仆寺卿、工部右侍郎,升成为一个正三品的高级官员,并且享受从一品俸禄。也就是说,蒯祥从一个业务干部起步, 经过一次次的升迁, 最后当上了“建设部副部长”, 并享受正部级待遇,这在中国工匠史上确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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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一定就是进步吗?

有关“现代性”的作品纷繁众多,大多学术晦涩,普通读者难以理解。面对这个重要话题,欲入其门,不妨阅读汪民安先生的著作《现代性》。作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长期致力于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有着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现代性》这部薄薄的小册子是汪民安打通学院围墙、向大众敞开的通识作品,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现代性”的基本概念、表现和影响。 ▌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现代”,从萌芽之时就蕴含了断裂 何为现代性?一般认为,现代性是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和观念事实。这个普遍的认识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不过,汪民安援引姚斯的词源学考证,“现代”(modernus)在5世纪时就出现了,用于区别基督教同旧的异教的罗马社会。在历史的发展,在后来的岁月里,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发挥作用。 ▌在政治上有“颠覆山海”意义的法国大革命 无论这个词语在什么时间、地点或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现代”这个词语在它萌芽之时就蕴含了断裂,“现代性”这个术语可以毋庸置疑地表明社会变迁的图景里那些颠覆山海的剧烈变动,这种变动发生在各种层面上——从政治、经济、法律形式出发,贯穿宗教和文化组织,直到家庭结构、性别关系和个体的心理构成。 汪民安对于时间的抓取并不是为了明确它的刻度,而是为了强调,“现代性”扮演了历史分期所具有的独特的双重角色:它把一个时代的当代性指派给了作为分类行为的那个时刻;同时,借助于一个新异的、自我超越的时间性来表明这种当代性。这种时间性明显地把现在与它所认可的最切近的过去拉开了距离,固有的辩证性质使得现代性从一开始及后来的发展中始终具有自相矛盾、自我反思的特征。 以识读式的写作,追踪现代性的谱系 就文本表达而言,汪民安的写作主要是一种识读式的写作。他对经典的思想家及其言说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无一例外地被他自己的理解所内化,表现为一种学者式的渊博而收敛的沉思。思想启程于明亮的星辰,途经、停泊、转移,最后会抵达何处呢? 汪民安所选择的起点之一,是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里,波德莱尔在居伊身上看到了瞬间与整体、运动与形式、现代性与记忆的理想结合。汪民安说,在波德莱尔这里,艺术、现代生活和审美在短暂性、瞬间性和现时性里融为一体。接着,汪民安选择了西美尔、本雅明的都市观察。在这部分,他强调了作家们所发现的都市现代生活的辩证法:一方面,复杂而缤纷的现代生活不断地对个体进行刺激,激发对个性的追逐;另一方面,个性难以为继,它被劳动分工,被物质生活吞噬了。 ▌居斯塔夫·库尔贝画的波德莱尔肖像 为了追踪现代制度的隐秘谱系,汪民安引述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福柯等人的论述。“现代性”像资本主义一样是从欧洲殖民主义与世界市场中诞生的,作为历史意识的结构,它早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它的运作层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诸概念的层面大相异趣,但是在整体上与它们紧密关联。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有着大量特殊的制度特征的体系。这些思想家都在不断勾勒现代社会的制度格栅。马克思揭示了“就像机器本身一样也是现代的发明的……新型的人”;韦伯指出了以理性为根基的、效率至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制造了机器般非人格化的“铁笼”;涂尔干和福柯描述了监督机器对人的身体行为的控制;桑巴特、鲍德里亚和巴塔耶的政治经济学阐述,也被用来作为诊断的依据。这些论述构成了相互的观照。 笛卡尔、牛顿、休谟、霍布斯、斯密、狄德罗、卢梭、康德……他们的学说奠定了“现代观念”的基础,并引发后人思考。现代性的“世俗化”过程,本质上是宗教的控制与影响的衰落以及相应地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的过程。由于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崇尚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过去大多认为,自然观念在区别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们所体会的,社会科学对于现代性的缔造可能更加深刻,因为社会学概念的现代性,恰恰是社会实践不断修正的根据,并且也是各种文化运动反叛的原因所在。 从诞生之时,资本主义在规模上就是国际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鲜明地呈现了它们是如何成为促进现代性制度加速发展与扩张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安东尼·吉登斯是有力的分析家。在吉登斯看来,民族国家在集中行政权力、动员社会和经济资源等方面具有超过前现代体系的能力。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在它与工业主义交会之后,在积累经济财富和增强军事力量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飞跃。所有这些的结合极大地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 今天为何仍要认识“现代性” 重新思考现代性,能否帮助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我们? 现代性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立法行动,它的进步感也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幻觉,尽管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与自身作战,不断陷入困境,它依然表征着属于我们自身的境遇。 比如,汪民安指出,现代生活的断裂性,从历史的角度可以被理解为现代都市生活同传统的乡村民俗生活的断裂;从生活品质的角度可以被理解为现代生活固有的碎片化同前现代生活的总体化的断裂。那么,我们怎么认识以自然意志为主导的礼俗社会性质的乡村与以理性意志为主导的法理社会性质的都市这两者的断裂呢?在今天,都市日益成为权力和经济的中心,并且引导和吞噬乡村的生活方式,不过,断裂仍有修补的机会,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仍然存在着延续,前提是要克服进化论的叙事观点,现代并不一定就是进步,快并不一定就是好,单凭“技术的可能性”并不足以实现人类的幸福。 ▌埃菲尔铁塔是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 如果现代性可以被看作产生了它自身的,同时又是反对它自身的独特存在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存在是和一个已经制度化了的工作世界和组织化了的社会结构联结在一起的。现代性的阴暗面仍在威胁我们:利维坦的机器,那个制造平庸之恶的源头,对于行为与效率的考虑抹杀了人性的良知;资本的统治,逐利的本能对人性的物化和异化;那么多的人类关系与文化都被转化成商品;以及表面多样性而实际上强制统一性的世界。 ▌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呈现出多样性 “后现代性”发起了对“现代性”的攻击。后现代性在思想、文化、艺术、建筑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等方面都企图以新的方式重新确立现代的间距和自我肯定。但是,实际上,自我意识是重要的现代思潮,现代性最重要的主张之一,就是自由的成就依赖于个体的自我性。后现代性以自我指涉的方式确证了一个朝向多样性的现代性的可能。如果现代性借以描述自身的二分法确实是终极性的悖论,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之内就能发现对立的方法和不同的空间,导向对许许多多的现代建制和实践的特定目标的质疑。 现代性已经以根本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它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当下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政治权威、道德本性的各种思虑。除非我们观察到是什么因素塑造了我们目前的面目,我们还有什么可能找到走出这些困境的出路呢?(责编:曾子芊)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老北京过端午,吃住游都有讲究:骑马看戏 糖蒜就面

“五月五日把端阳庆,节届天中。苍蒲艾虎,物阜财丰,共乐太平。玉楼人酒醉雄黄把肩并,脸赛芙蓉,石榴花鬓,斜衬钗头凤,血染鲜红。浮瓜沉李,水阁凉亭,阵阵荷风划龙舟,夺标竞彩相争胜,锣鼓叮咚采莲歌,悠悠飏飏真好听,燕语莺声。” 这一首收录在清代《白雪遗音选》中的北京民间俗曲,形象地写出了人们喜迎端午节的欢快和热闹气氛。今天的端午节只是个“小长假”,除了吃粽子,大约也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但在旧时,端午节和中秋节、春节并称为“三大节”,是十分重要的节日,在吃、住、游上都有花样迭出的“节目”。笔者阅读的北京风物掌故类图书很不算少,这其中,以民国李家瑞所编撰的《北平风俗类徵》一书对端午节的各种民俗摘录得最为全面和详细,所以这一篇“春明叙旧”,笔者便以这本书为“底稿”,跟您聊聊那些已经被我们淡忘的端午节旧俗。 ▌《北平风俗类徵》,李家瑞 编,北京出版社 吃——鲜为人知的“糖蒜就面” 在今天,端午节的遗俗似乎只剩下了吃粽子,商场里的粽子从内容到包装,做得花团锦簇,好像非把五月五变成“吃货节”不可似的。事实上,老北京过去的粽子非常简单,这一点从当时沿街叫卖的小贩吆喝声中就可见端倪:“供佛的桑椹来、大樱桃来,江米儿的小枣儿的凉凉儿的大粽子来!” 老北京的粽子只有江米小枣的,像现在什么豆沙的、枣泥的、火腿的、蛋黄的,在老年间非常罕见。而且那时的粽子个头儿很小,只有一寸多点儿,用极细的麻绳儿系着,卖的时候论串儿,每串儿十个或二十个。卖粽子的小贩推着独轮车,车上的筐萝边上有根铁钎子,钎子上插着一个粽子做幌子。这些小贩平时卖切糕,只在五月初五前后“转行”。他们差不多都把粽子放在冰上冰着,吃的时候剥去苇叶,放在小碟子里,浇上桂花蜜糖,简直就是无比可口的消暑甜点,而且因为没有夹杂其他馅料,所以一口下去,江米的香气立刻溢满唇齿,真有迎面稻花的感觉——老北京人吃东西讲究个纯粹,粽子也一样。 大部分平民家庭是自己买来苇叶、马莲草、江米、小枣自己包。笔者童年时住在姥姥家,端午节那天,一大家子人坐在外屋,在桌子上铺展开散发着清香的、深绿色的苇叶子,一起动手包粽子,那其乐融融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清)郎世宁《午瑞图轴》,该画作是一幅近似于欧洲静物画的作品,青瓷瓶内插着蒲草叶、石榴花和蜀葵花,托盘里盛有李子和樱桃,几个粽子散落一旁。 那么小贩们喊的“桑椹”和“大樱桃”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端午节要供佛,这恰是桑椹和樱桃熟透的时节,真正是“时令鲜货”,乃必须之供品,上供之后自然就拿来品尝了。那时卖桑椹和樱桃的,除了卖粽子的小贩外,更多的是半大孩子,手上托着个柳条编的圆筐,底部铺上白布或蓝布,在布的上面用几片杨树叶子,分开托着十几个鲜红的、带绿把儿的樱桃,旁边配搭上几个白桑椹或黑桑葚,桑椹虽小,却一咬一兜水儿,个顶个的甜。这算是一份儿,卖两个大铜板。老北京有句俗话叫“樱桃桑椹,货卖当时”,意思是这两个果品“混搭”只在端午节早晨卖,过时不候。 还有一样吃食是五毒饼。《北平风俗类徵》上说:“富家买糕饼,上有蝎、蛇、蜈蚣、虾蟆、蝎虎之像,谓之五毒饽饽,馈送亲友,称为上品。”其实此饼就是普通的点心酥皮翻毛玫瑰饼,仅于表面加盖一红印,中有“五毒细饼”四个字,四周系上述五种毒物的图案,可不是真的在饼里加了这五种毒物制成的药。古人以为五月乃“毒月”,因为此时已至仲夏,天气渐热,细菌和病毒大量繁殖,是以疫病容易流行,而病源就是这五种毒物生发,所以将其吃下,即将五毒食净,以期除害灭病。此外,饮雄黄酒也有疗病驱邪之意。《都门纪略》有诗云“樱桃桑椹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债主怕灵符”,则是说当天上门讨债的人比之五毒难对付多了。 鲜为人知的是,旧时的端午节还有一项特殊的饮食——“糖蒜就面”,“以是时蒜适成熟也”,而大蒜亦有抑菌之效,所以您看,这些旧俗的每一点,后面都是有讲究有说道的。 ▌清人画戏剧图册《五毒传》,故宫博物院藏 住——主妇们的“零碎儿节” 老年间的家庭主妇,一近端午节就头疼,因为端午节乃是个实实在在的“零碎儿节”,各种讲究规矩,碎碎叨叨,哪个都不能少。 先说家里的装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您以为门上贴了画就算完事了?才不是呢,还要“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穰不祥”。艾子就是艾草,和菖蒲一样都有驱虫杀毒的功用。此外一层用意则今人稀知:民俗学大师金受申编辑于1960年的《北京民间故事》里收集到一个传说,黄巢起义年间,兵荒马乱,乱军见人就杀。有一次,一个头领见一人背着个大孩子拉着个小孩子逃命,就问他为什么不背小的拉大的。老头说大孩子是我死去的哥哥的孩子,小的是我自己的儿子,万一有事我背着大的跑,总要给我哥哥留个后。乱军头领一听觉得他很仁义,就给了他一把菖蒲和艾草说你回家插在门上,我会吩咐不许侵犯你家,从此这个风俗就流传下来——就是说,端午节插蒲艾还有祈祷家中平安无事之意。在室内,要“于是日午时以朱墨画钟馗像,以鸡血点眼,俗称‘朱砂判’者,悬屋中,谓能驱邪”。 再说孩子们的穿着打扮。“巧妇秀女,以绫罗制成小虎、桑椹、葫芦之类,以丝线串之,悬于头,或系于儿背,谓可避鬼,且不然瘟,曰‘长命缕’,一曰‘续命缕’,又曰‘葫芦’,正午弃之,谓之‘扔灾’。以雄黄酒书‘王’字于小儿之额,或涂其鼻耳,或墙壁,以避毒虫。”据说有的家长,一直要把雄黄粉涂到孩子的胳肢窝里才放心,而小姑娘们的辫子上插着红绒做的小老虎,胸前挂着五色丝线缠成的小粽子,滴里嘟噜一串串的,跑起来别提多带劲了。还有香囊,也叫香袋,里面装着朱砂、雄黄配制的香药,不仅能辟邪驱瘟,还是很好的饰物,特别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既然是零碎儿节,妇女们的忙活当然不会到此为止,她们用红纸剪成混元盒,再剪一些蝎子、蜈蚣、蛇、蝎虎子、虾蟆之类的剪纸装进混元盒里,在炕沿儿、窗台儿、桌子底下、门后头、水缸边儿到处贴上,也是驱邪之意。看看快到中午了,赶紧的到井边打一桶“午时水”,据说这种水用来泡茶和酿酒都特别香醇,而且掺上少量的雄黄洗眼还有明目之效——都忙活完了,才能坐下来歇歇。北平俗曲云:“五月端阳小儿欢,艾叶灵符插在门前,人换衣裳,葫芦钉在身边,石榴颜色樱桃在佛前,无处找龙船。”您看看,其实这么多事儿,桩桩件件哪一样离得了主妇们的勤劳和灵巧啊! ▌(宋)苏焯《端阳戏婴图》 游——老北京也有“亲子游乐场” 今年的端午节,因为防疫的缘故,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的好,可是要说起来,往年的端午节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活动,顶多逛个公园,看场电影,要跟老年间的端午节比,那可乏味去啦。 《北平风俗类徵》里记载的端午节,简直就是一场全京城人都要参与的盛大的狂欢节。 狂欢归狂欢,也要分百姓与皇家。先说百姓,最热闹的是游金鱼池。据史料记载,最初五月初五京城百姓喜欢的是“游天坛松林、高粱桥柳林、满井藤阴”这四处景致,而后来则渐渐集聚于金鱼池,“他处皆阗寂矣”。金鱼池最初名叫鱼藻池,“池上有殿,榜以‘瑶池’”,明代宫殿即已不存,附近的居民以界池为塘,“植柳覆之,岁种金鱼以为业”。这样经过百年发展,“池阴一带,园亭甚多,南抵天坛,一望空阔”。所以“都人入夏至端午,结篷列肆,狂歌轰饮于秽流之上,以为愉快。”由此可见,金鱼池那时的水质就已不甚清洁了。 ▌元人《夏景戏婴图》 除了去金鱼池野餐,还可以游览都城隍庙和南顶城隍庙。都城隍庙位于宣武门内,端午节前后开庙十天,有很多儿童游乐的饮食和玩具出售,是那时的“亲子游乐首选”;南顶城隍庙位于永定门外六里,端午节期间也是开庙十天,“河中土阜皆有亭幛席棚,可以饮食坐落”,傍晚时还能面朝大沙子口看赛马。那时京城血气方刚的少年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赛马,所以最彪悍的“端午攻略”就是上午去逛南顶城隍庙,“午后于天坛长垣之下,骋骑走繲”。一番较量后,“更入坛内神乐所前,陈蔬肴、酌余酒,喧呼于夕阳芳树之下,竟日忘归”。当然,如果到了晚上还是精力旺盛,可以去戏园子看戏,“从前都中最讲应时戏,如逢端午,各园必演《雄黄阵》”。 ▌北京南顶城隍庙旧影 至于皇家,端午节的活动主要也是马术表演,只是地点不同。“五月五日,赐文武官走骠骑于后苑,一人执旗引于前,二人驰马继出,呈艺于马上,或上或下,腾跃跷捷,人马相得,如此者数百骑。”皇家还会“赐京官宫扇,竹骨纸面,俱画翎毛”,以示盛夏将至的体恤之意,在赏赐的物品中还有粽子,“诸臣享食之后,长班以馂余纳置筐篮,与其官长矜宠御路,自皇极门至长安街,马归洋洋,寻续不断”。比较有趣的是太医院会在这一天专门去南海子逮虾蟆“挤酥,以合药”,而且一路上鼓吹旗幡,喧阗以往。而在宫内,装饰和布置与民间相仿,“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门两旁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毒故事,如年节之门神焉”。这样的节日装饰要“一月方撤”,足以见得端午节之盛。 通过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饮食、妆点与活动,不知道读者能否感受到:古人真的是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文化——今天很多人一提节日文化,往往只是单纯的娱乐和购物,殊不知在真正的文化不是把日常消费升级,而是传承和了解祖先赋予这一节日的美和内涵。(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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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中的端午风物:彩线轻缠红玉臂 竹叶金盘粽子香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如果节日有颜色,端午节一定是青色的。或是一支江南的竹篙,轻柔点破春江水;或是一枚南国的粽叶,细雨氤氲水湄旁。端午节,似一叶小舟,载着屈原的《离骚》,溯流而上,是青青子衿,亦是青史沉沉,穿越千年,与你相见。 源流:竞渡深悲千载冤 忠魂一去讵能还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午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端”,即开初之意,故古代称正月为“端月”,称年初一为“端日”。元代《岁时广记》载曰:“五月初一曰端一,初二曰端二,数以至五曰端五。”“端”亦有“正”之意,《广雅·释诂》曰:“端,正也。”《礼记·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所以,端为始。“午”即正中,“一纵一横为午”,纵横交错在正中,阴阳交错立正,是为“端午”。 同时,端午节亦源自天象崇拜,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的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是龙升天的吉日,即如《易经·乾卦》爻辞曰:“飞龙在天。”端午日,龙星既“得中”又“得正”,乃大吉大利之象。闻一多《端午考》中认为:“吴越先民以‘龙’为图腾,他们不仅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而且每年在端午这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来起源于民间原始崇拜的端午节,不断被赋予了纪念历史人物的内容,其中“纪念屈原说”流传甚广。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将屈原和端午节联系起来的,是南朝梁人吴均的神话志怪小说《续齐谐记》。屈原一生怀才不遇,遭馋去职,流放沅、湘,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九歌》等诗篇。最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有对联曰“汨罗沉恨,千年难涤屈子愤;粽叶飘香,百世共仰圣人芳”,即表达了端午节人们对屈原的敬仰和怀念之情。屈原一生,高洁傲岸,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或“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他一生忧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他终生探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他坚贞志节。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高洁志趣已深入人心,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也一直延续至今。 ▌元代张渥绘《九歌图卷 东君》 唐宋时期,端午节多龙舟竞渡活动。刘禹锡《竞渡曲》便记载了沅江的一次赛龙舟活动:诗以“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起笔,写竞渡场面之开阔盛大;“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写击鼓声音如雷,竞渡声势浩荡;“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更可见唐时龙舟竞渡之盛况。唐代诗人卢肇亦有一首《竞渡诗》,其中“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两联,生动描绘了龙舟竞渡时鼙鼓响动,兽头吐威,万人助喊,多船竞发的盛大场景。 龙舟竞渡亦引发诗人对屈原的怀念之情,如北宋诗人张耒《和端午》诗曰:“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全诗凄婉悲切,情意深沉。明代诗人边贡《午日观竞渡》中,先写“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碧流”之竞渡盛景,再写“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之个人感慨,触景生情,表达诗人对屈原的怀念之情。 ▌《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五月》 风物:水风吹殿送微凉 竹叶金盘粽子香 相传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人们拿出饭团等食物投进江中,为防被蛟龙所食,于是用楝树叶包饭,以彩丝缠缚,后来即发展成棕子。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人们用菰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后烤熟,称“筒粽”。晋代时,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到唐代,粽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元、明时期,粽叶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用芦苇叶等,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 古诗词中亦粽叶飘香,诗人们多写到“角黍”,如宋代赵长卿《一斛珠》词云“菖蒲角黍家家节”,曹勋《端午帖子九首》诗曰“角黍菖丝随丝物”,白玉蟾《端午述怀》诗曰“冷浸水团包角黍”,可见宋代端午食粽之风俗。或称“角粽”,如唐代姚合《夏夜宿江驿》诗曰“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宋代欧阳修《渔家傲》词云“五色新丝缠角粽”,孔武仲《铜陵县端午日寄兄弟二首》诗云“菖蒲角粽俱如旧,何事樽前醉不成”。或直称“粽子”,如宋代王珪《端午内中帖子词》即曰:“水风吹殿送微凉,竹叶金盘粽子香”。宋时以果品入粽,诗人们多提到“杨梅粽”,如司马光诗云“懒开粽叶觅杨梅”,苏轼诗云“时於粽里得杨梅”。 ▌康士丹 《京都叫卖图·卖粽子的》 南北朝时期,斗草逐渐成为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曰:“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斗草由采草药衍生而来,一种是“文斗”,一种是“武斗”。“文斗”,即以对仗形式互报花名、草名,多者为赢,兼具植物和文学之趣。《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中,即载有香菱与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人斗草。时值宝玉生日前后,宝玉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即时近端午。原文曰:“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如此循环比答,答到最后者为胜。“武斗”,即儿童以叶柄相勾,相拽相绞,断者为输,再换一叶相斗。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云“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可见宋代斗草之盛。 ▌清代《婴戏图册》之《斗草图》 此外,端午节还有插艾叶菖蒲、饮雄黄酒、洗草药水、挂钟馗像、放纸鸢、制凉茶、赏“五端”(石榴、葵花、菖蒲、艾叶、黄栀子)、吃“五黄”(黄鱼、黄瓜、黄鳝、鸭蛋黄、雄黄酒)等习俗。 诗情:彩线轻缠红玉臂 小符斜挂绿云鬟 关于端午节的诗词,最著名的是苏轼的两首词。其一曰《六幺令·天中节》,其二曰《浣溪沙·端午》。 六幺令·天中节 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 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朝夕新亭对泣,泪竭陵阳处。汨罗江渚,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 “六幺令”,词牌名。“天中节”,即端午节之别称。这首词上阙写端午节时民间的习俗活动:人们用绫罗布帛等材料制成小虎形,缝缀于儿童臂上,以避恶消灾;人们将青翠的艾叶、菖蒲挂于门前,以避邪驱瘴。端午佳节,人们或放飞纸鸢,或粽叶飘香,或以樽盛酒,或以俎盛肉,或龙舟争渡,或助威呐喊,共同凭吊屈原。由此可见北宋端午佳节之盛况。下阙词人怀古抒情,“感叹怀王昏聩”,借屈原的难遇明主,暗讽时政,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和落寞悲戚。 ▌清徐扬绘《端阳故事图册·悬艾叶》 浣溪沙·端午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这首词主要描写北宋女子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是一首优美的风俗诗词。上阙写她们节日前进行的各种准备和对浴兰活动的期待。端午时值初夏,天气渐热,故轻汗沾衣。“芳兰”即“芳香的兰花”,宋时端午节有浴兰汤的风俗。参与者众多,故“流香涨腻满晴川”,即指女子梳洗时用的香脂水粉随水流入河中,由此可见浴兰活动之盛况。下阙写端午节时北宋女子的节日装扮和祈愿。她们按照民间风俗,以彩线缠玉臂,“彩线”即代表吉祥的五色丝线;以小符挂云鬟,即指女子在发髻上挂着祛邪驱鬼、保佑平安的符录。最后,女子们互致节日的问候,祈求与所爱之人岁岁年年长相见,天长地久,白头偕老。全词清新明丽,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气息。 苏轼词展现了北宋端午风俗,南宋诗人陆游亦有一首《乙卯重五诗》,诗云: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 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 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 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 这首诗作于1195年,即宋宁宗庆元元年,作者71岁,在家乡绍兴隐居。“重五”,即端午节。诗中具体展现了南宋时的端午风貌:端午时节,山村榴花开放,风景明丽。诗人吃了有两个尖尖角的粽子,高高的帽子上插着艾枝。同时依照旧俗,忙着储药、配药方,希望能平安无病。日暮时分,诸事既毕,家人早把酒菜备好,诗人身心愉悦,于是喝起酒来。诗中反映了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端午风俗,民风自然淳朴,节日氛围浓厚,字里行间充满闲适与惬意。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说:“这首闲适细腻的生活诗确实让我们倍感慰藉。这首诗具体描写了当时人们在端午节这天的生活习惯。平淡的闲言琐事在诗人的笔下变得瑰奇纯粹。诗人把生活的真味都寄托在端午生活的描写中,仔细阅读,方有所悟。”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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